从有线广播到收听收音机 旧时老百姓的一个主要文化生活我和广播是童年时开始“结识”

我和广播是童年时开始“结识”的。那时，社会的物质生活贫穷，精神生活匮乏，文化生活十分单调枯燥，既没有电视、电脑，也买不起收音机，尤其到晚上就早早上床睡觉，人们心里渴望着“文化生活”。

记得读小学时的一天，乡里广播站师傅来我家安装广播，那广播又称喇叭，是金属线圈绕匝成的像厚厚的浅瓷碗的样子，装在长方形的木盒里，盒子的正面镂刻着一个能透出声音的五角星，一根电线连通到县广播站，第二天广播就开通了。

当时县里的有线广播不是全天候播音的。每天早晨5点50分准时响起了“XX县人民广播站第一次播音开始”的广播声，至7点半结束，第二次播音在中午，时间也只有一个多小时。晚上播音时间稍长一些，至9点结束。广播播放的内容有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当地的新闻、歌曲、戏曲、曲艺和气象等。广播播音时，那亲切的声音和丰富的知识，诱惑得全家人没有要事，都围坐在广播前，连家务活都忘记干了，一直从开始听到结束，有了广播后我们知晓了好多天下事。我每当放学时都迫不及待地往家跑，怕漏掉精彩节目，从此不用父母催促，“自觉”地抓紧做完作业好听广播。

那时，爷爷、奶奶最喜欢听的是戏曲，父亲、母亲喜欢听一些新闻、曲艺和气象，我则喜欢听少儿节目和歌曲。晚上播音结束，听到播音员说“再见”时，我还“依依不舍”仍沉浸在广播声中意犹未尽。后来，一些厂家生产出了简易的、价格便宜的纸质喇叭，为了方便听取，于是我“违反”广播站的规定，在家中私拉乱接喇叭使之“间间开花”。我把广播接到了爷爷、奶奶的卧室，乐得两位老人喜笑颜开；接到了厨房，使母亲烧饭和听播音“两不误”；我也把广播接到我的床头并安上了音量调节器，随意收听。从此，一家人用不着挤在一个房间收听广播，也可边听广播，边做家务。早晨，那广播声犹如报晓的公鸡一样提醒母亲起床做饭，也催我早起上学。

平时收听广播上了瘾，一旦广播设施出现被风吹坏，被雪压倒或被顽皮的小孩拉断了广播线等故障不响时，家里人都感到像失落了一样重要东西似的非常难受。新闻没得听，歌曲听不到，气象消息没有了，连母亲早晨起床烧饭也“误点”了，全家人眼巴巴地期盼着广播站师傅早些来修理。当师傅来修理时，全家人争着递烟倒水，服务格外热情周到。记得有一次，没盼到师傅来，我就急嗖嗖地爬到电线杆上接广播线，一不小心掉了下来，跌伤了腿，好在跌得不重，那时又年轻没多大事仅在家休息了几天。

“十年动乱”开始，我的“一颗红心两种打算”遭到彻底破灭，然后随着“知青下乡”的潮流去农村插队落户。那时，我白天辛苦劳动，晚上一个人枯燥寂寞，是收音机（广播）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和孤独的日子。是广播温暖了我那颗麻木的心，小小的收音机给我带来无穷的欢乐。记得“文革”期间，我戴着耳机收听收音机，曾被别有用心的人举报说我偷听敌台而被审查，但我不因听广播被审查而后悔。

那时听说收音机能接收全天的广播播音时，我就节省零用钱购配件开始鼓捣、钻研起收音机来，从矿石收音机、电子管收音机到半导体收音机，装了拆，拆了装。尽管自配的收音机播出“稀里沙拉”的噪音或者断断续续似蚊子叫，为了能听到广播声我都乐此不疲。

为了收听广播，我先后购买了不少收音机。现在我家的柜子里，还珍藏着十多台不同形状和不同牌子、大小不一的收音机，有台式的、袖珍的、电子管的、半导体的；有红灯牌、春雷牌、红星牌、德生牌等。这些收音机都是我旧时的伙伴，如今它们虽已“退休”，但我仍像战士珍惜兵器一样经常将它们擦拭。

收听广播是我特有的爱好，异彩纷呈的广播节目给我的想象插上了翅膀，带我走向无限宽广的想象空间，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五光十色。广播给我带来知识和快乐，并伴随我走过了童年、青年直至现在。而今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生活普及，电视、电脑、各种娱乐活动应有尽有，但我对收听广播仍然充满无限乐趣。

广播是我的老朋友，它与我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结。

来源：中国台州网-台州晚报  作者：江有来  责任编辑：余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