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的广播

村上的小说里吸引我的就是那些充满着忧伤的感喟。对于这些感喟，我总是觉得似曾相识，《寻羊冒险记》中的那种寻找事物谜底的劲头，《挪威的森林》中对学潮的描写，特别是《舞舞舞》中主人公“我”的有滋有味地沉浸于日常生活之中，借以抵抗那种生活的无意义感的方式，还有驱使我的朋友五反田杀人并自杀的背后的那种深深的绝望的虚无感，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动我。 

当然，更不要说，小说中随处流淌的音乐，那些英美，特别是美国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流行歌曲的旋律，也一再地在我耳边响起，鲍勃·迪伦、约翰·丹佛等人，还有沙滩男孩、披头士、大门等乐队的歌曲，这些歌曲我在1980年代曾一听再听，如今在村上的小说中再次响起，常让我有重归1980年代之感。还有他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些我熟悉的美国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如冯尼古特的《冠军的早餐》，杜鲁门·卡波特的《关上最后一扇门》、《给变色龙听的音乐》等，当然，还有当年读过的侦探小说（事实上也是侦探小说家）的雷蒙德·钱德勒《长眠不醒》（另译《大眠》），也让我重温了自己的1980年代的阅读史。我没想到，村上也是如此喜欢美国的文学。
我的意思是说，直到29岁我动手写长篇小说，我从未带着真正的兴趣读过任何日本小说。1960年代在神户，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怎么喜欢日本小说家，所以就打定主意不读他们。那时的美国文化生机盎然，它的音乐，电视节目，汽车和衣服，样样东西都深深影响着我。这并非是说，日本人崇拜美国，这说明我们只是热爱那种文化。那么鲜亮，明媚，有时似乎像是奇幻世界。我们热爱那个奇幻世界。那些日子只有美国才撑得起那种幻境。
多么奇怪，这正是我，还有我的朋友们当年阅读美国文学的感受，而且，村上对日本文学的印象，也恰是我们这批人当时阅读中国文学的感受。在行进的火车上，在车厢的震颤中，边听着车轮叩击铁轨的声音边阅读村上的小说，我觉得就像是在回顾自己，甚至我们这一代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这二十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在大学校园所作的浪漫的精神漫游，之后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学潮受挫后的失望和自我流放，以及急速到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高度的商业化给我们造成的迷惘，在村上的小说里巨细无遗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同时，也一次次地像跳动的音符一样不停地敲击在我的心上。
我很惊讶为什么村上的小说会这么打动我，而他所描述的那段自己的心路历程又是为何与我们这些年来的经历又如此相似？须知，远在日本，出生于1949年的村上比我大了足足二十岁，他是在1960年代读的大学，而我却是1980年代，可我们喜欢的作家，我们听过的音乐，却又是如此相似，甚至雷同。我不知道这背后究竟有什么关联之处，但我却固执地认为，村上和我是一代人，当然不是物理年龄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同代人。可遗憾的是，因为我不懂日语，始终无法找到更多的论据来支撑我的这个模糊但却清晰的感受。
这一切，直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于2002年出版的《村上春树和词语的音乐性》（Jay Rubin, 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 Harvill Press，2002）一书在200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倾听村上春树》为名在大陆推出之后，我才得以找到其中的原因。作为一个作家，同时也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就是绝不妄言，它的最大贡献就是将村上的小说还原到其所产生的原初语境中，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成为翻译文学后不可避免的损失，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作家都立足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写作，而在翻译以后，它所面对的异国他乡的读者，是不可能完全理解其所产生的语境的，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村上的小说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这些东西，正是真正的理解——如果有这种理解，而你又愿意做这样的理解的话——村上小说的一个关键的东西：
尽管村上春树被评论家们指斥为缺乏政治关怀和漠视历史传统，实际上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有一个精心界定的历史时期，总体看来，可以当作日本“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来解读：从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高潮到1970年代的“大寒”（Big Chill）；从1980年代的拼命赚钱到1990年代（也许）理想主义的再度出现。《奇鸟形状录》故事发生的确切时间是1980年代中期，但它却一直深挖到日本现代疾患的战前根源。短篇小说集《地震之后》（2000）的聚焦则更为精确，6个短篇故事都发生在1995年2月份，正好介于1月份的大阪-神户地震和3月份的东京地铁毒气事件之间。（《倾听村上春树》，第23页，译文略有改动）
看到这一段文字我又惊又喜，因为我的判断终于得到了确认。因为闭关的原因，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逐渐在全球发生影响的美国的文化，而那时日本恰好与其同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打开国门后，方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就此，开始重演它曾在日本、美国等地上演过的悲喜剧。所以，这二十年代的差距不仅没有使我们感到隔膜，相反，它也一样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历史的相似性早已不让人觉得惊讶。惊讶的是，是村上而不是我们的什么人书写了这段历史。
因此，在我看来，村上并不仅仅是日本的作家，他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当然，他也不仅仅是我们的作家，如果说村上的小说是一曲电波的话，那聆听他的收音机">收音机还会有更多。诚如杰·鲁宾在书中所言，“1969年的豪情万丈与1970年的厌倦无聊。日本以及西方世界的学生运动差不多同时土崩瓦解；正是这种普遍性的失落，迷惘感俘获了日本国内外与村上同时代的读者，而且还会继续吸引没赶上亲身体验这一过程的更年轻的一代，他们同样会因为这种对于生命中失落的‘某物’的伤悼大起同情。 

而走过了这么多年的道路的我们，但回顾这一切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情绪呢？
我想，或许就像《海边的卡夫卡》的结尾所写的：
车过名古屋时下起了雨。我看着在发暗的玻璃窗上划线的雨珠。如此说来，出东京时也好像下雨来着。我想着在各种地方下的雨：下在森林中的雨，下在海面上的雨，下在高速公路上的雨，下在图书馆上的雨，下在世界边缘的雨。
而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觉得有必要提到的是，杰·鲁宾的这本书的大陆版的中文译者冯涛先生虽然比我年轻几岁，但却是我精神上的同龄人，而且，还不仅仅如此，他还是我南大中文系的校友，作为一个同样经历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变化的朋友，我想，他选择翻译这本和村上有关的书当不是偶然。他在南大读书的那个时候，我正好也在，其时，1980年代的风尚虽已迅速成为往事，但其流风余韵却并未随着时代的陡然变化而遽然消失，它依然像江南春日淡淡的植物的香气一样，飘逸在南大的空气中。所以，当我看到冯涛在这本书的译后记里直言翻译这本书对他来说是一次愉快的经历时，我相信，这一定是他的肺腑之言，因为，他一定是从这本书所描述的村上的成长经历中，重新发现或者看到了多年前自己所走过的那条难忘的精神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