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诞生记

1940年以前，我们党虽然早就有了用无线电报发出文字广播，介是还不曾有过语言广播，因此党中央非常重视语言广播电台的建设。周恩来副主席从苏联养病回来时，克服了运输中的各种困难，带回了苏联制造的一部无线电广播机。于是，这第一座语言广播电台的安装任务就交给了我们。
我们这群工作人员中，无论是参军不久的知识青年，或者是久经征战的红军战士，谁都没有安装广播电台的经验，但同志们却有一片雄心壮志。接受到这个任务，人人都兴奋异常，立即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定要使这部机器迅速发音，让党的声音传遍四方。”要让电台发音，首先就要解决动力问题。当时延安正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层层包围和封锁中，根本不可能得到一部现成的发动机。因此我们只好要来了一部坏汽车头，边拆修边学习，把它改造成电台需要的发动机。没有汽油做燃料，同志们就用木炭产生煤气来代替。木炭怎样烧才能得到需要的煤气，煤气又怎样使汽车头发动起来，这此对于我们来说全是新问题。 直到1940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我们才终于把这些难题一一解决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同志们就起床，喧喧嚷嚷，像准备参加什么庆典似的，播音员徐瑞璋和姚雯很早就来到播音室，再一次收拾那个实在没有什么好收拾的工作环境。我们的播音室，是一孔新挖好的土窑洞，一走进去还可以嗅到新土的芳香。拱形的窑洞内壁和门口挂着深灰色的军毯(这是当时边区生产的质量最好的羊毛毯)，用来隔绝从远处传来的鸡鸣犬吠和消除洞内的回音。窑洞里只放着一张白木桌子和一条板凳，桌上的麦克风虽然很旧，却被擦得一尘不染。
吃过早饭，文字广播台报务主任汤翰璋同志兴奋地来到播音室门前。他特地穿了一套干净、整齐的灰军服，背着一部自己装制的小型无线电话机，大块的干电池把军装下方的大口袋挤得鼓鼓的，俨然像一个就要开赴火线的全副武装的战士。他是为了使电台及时知道试播的效果，被派出去收听情况的。当他那精神抖擞的背影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的时候，电台开始了试播。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播音员反复呼叫着，然后用洪亮悦耳的声音读着报纸上的一篇短文。我们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站在一旁，等待着收听者发回报告。
“我在裴庄，声音很好。”突然传来了老汤的声音。
声音传出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隔不多久，又听到了老汤从无线电话机里传来了洪亮的声音，“我已到杨家岭附近啦！声音清楚得很！”从声音里可以感觉到老汤的那股高兴劲儿。我们在电台的人一听到杨家岭这三个字，个个喜形于色，因为杨家岭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常来住的地方啊！“要是毛主席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收音机，一定会听到我们的播音呢！”有的人竟在麦克风旁边轻轻地说出来。
老汤离广播电台愈来愈远，而我们的播音他始终都听得很清楚。当天从安塞那边传来消息说，那边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延安广播电台的声音。
我们向各个根据地搜集反映。打电报问离延安较近的晋西北各电台，想不到那里的回电说没听到，有的电台说只偶尔听到一两个字，很不清楚。大家多么希望无线电波像一根从延安射出的红线，把党中央以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同各个根据地的军民紧紧地联在一起。调配组的唐旦等同志和我反复检查了机器和天线，把我们认为可能造成的收听障碍全都消除了，各个根据地回电说仍然听不到或听不清楚。试播工作就这样被卡住了。
党中央的许多负责同志一直关心着试播工作的进展情况。邓发同志曾专门到电台来视察，他鼓励我们不要被困难吓住，不要乱闯蛮干，要发挥集体的智慧，根据科学道理逐步进行试验。我们根据电波传播理论，意识到问题的产生可能和电波的波长选用不当有关。那末要用什么样的波长才能克服某些地方收听不到的障碍呢？文字广播电台的同志们提出，可以做这样一个试验:把这部语言广播电台调到文字广播电台所用的波长上拍发新闻电报，看看各根据地新华分社的电台能不能听到。试验的结果，各个根据地电台都给了回电，说听得和往常一样好。我们就进一步在这个波长上进行语言试播。
这天，我在广播机旁掌握机器的调整，让汤翰璋同志在报房里守着收报机，及时收听各根据地的反映。这时大家仿佛成了等候发榜的考生，既感到有一定的把握，又担心可能遭到意外的失败，心情非常紧张。一会儿，我旁边的电话铃响了，听筒里传来了汤翰璋激动而有点不连贯的声音，第一句就是“队长，问题解决啦！”接着他告诉我，晋察冀、晋东南、山东、晋西北都先后发来电报，说播音员的音质清晰、音量良好。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欢喜得跳起来。几个月的辛勤劳动终于结出了果实。
我们的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从此开始了每天定时的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