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广播·收音机·电视机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老家的乡亲们遇上了一件新鲜事：村里给每家每户配发了一个小广播。小广播一尺见方，箱体用三合板制成后刷了红漆，正面挖一个圆孔，孔内贴一层纱网，里面装一个小喇叭，喇叭底部焊着两根线，再与通往各家的广播线连上。这样，每天早晚公社放广播时，乡亲们就听到了来自山外的声音。

那时的广播里常年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政治理论文章，或样板戏和革命歌曲，虽说内容单调，但对于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乡亲们来说，也算是难得的享受了。天色一晚，广播响了，聚在一起拉家常的几位小脚老奶奶的话题也开始转移了。说到样板戏里的李铁梅、小常宝，总少不了为她们的遭遇抹一阵眼泪；一说到王连举、刁德一等反派人物，又难免用她们认为最具威胁性的语言将他们诅咒一气。末了，踮起小脚，将小广播左瞅瞅，右瞧瞧，忍不住发出一连串疑问：就这么一个小匣子，怎么装得下那么多人儿呢？这些小人儿又是怎么进去的呢……

乡亲们见识收音机">收音机的时间，大概是在1978年以后。这当儿，那几位小脚老奶奶已经带着她们没能解开的疑问，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一日，本村的一个在外乡做活的木匠师傅回家时，背上背着一背篓工具，肩上还斜挎着一个带了皮套的小匣子。刚翻过村口那道山岭，匣子里的歌声就传到了正在田间锄草的乡亲们的耳朵里。大伙丢下锄头，围上来看木匠身上的那个小匣子。从木匠嘴里，他们知道了这东西名叫收音机。再经他指点，大伙发现，收音机比小广播先进多了，不但不需要与广播线连接，声音还特别清晰悦耳。更想不到的是，匣子里那么复杂的机关，全由两个旋钮掌管着，声音可大可小，想听故事或是戏曲，自己都能做主。一番研究和讨论之后，乡亲们惊诧不已：这世间还有如此神奇的玩意儿？
那段日子，每天吃罢晚饭，乡亲们都像约好了似的聚在木匠师傅的门前，听收音机里播放戏文。月光下，大姑娘小媳妇边纳鞋底边跟着轻声哼唱；汉子们嘴里吸着旱烟，也没忘了合着戏曲板眼摇头晃脑。没几天，田间山头便不时回荡起“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等风靡乡间的戏剧唱段，古老的村落顿然有了一缕令人兴奋的气息。

不久，村里收音机多了，不少人下地干活也带上了这东西。到了地头，先调好台，再往田坎上的树上一挂，就边听边干起来。如此，不耽误干活，还能提神儿。通过收音机，大伙知道了外面正流行着一种名叫电视机的东西。这东西不但能听，还能看，就像放电影一样。于是，又免不了一番研究和讨论。这回研究讨论的结果有些让人泄气：电视这东西是用电能带动的，只有点电灯的地方才能看电视。老家人祖祖辈辈都是用松油、桐油和煤油灯照明的，压根儿不知道电灯是怎么回事。自然，看电视这档子事就不敢想了。

我是1982年底参军以后，才第一次看到电视的。那时候，一个连队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次一打开它，屏幕上满是雪花。必须先派几个人在室外转动天线，屋里的人配合着调频道，忙活半天，不是有声没影，就是有影没声。勉强看到几个人影，还是扭曲的。人物对话更是吱吱喇喇，听起来异常刺耳。又过了两年，我从杂志上看到一个“北京”牌彩电广告，先是惊羡不已，而后便暗自盘算：这辈子若能买上一台彩电，也就心满意足了。

时代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我退伍后，于1990年再回老家，村里已经通了电，不少乡亲的家里也有黑白电视机了。虽然频道少些、效果差些，但相比我在部队看黑白电视那会儿，已大不一样了。再后来，老家成了烟叶产区，乡亲们的活钱多了，又纷纷换了彩色电视机。一按遥控器，三十多个频道，效果一点不比城里差。这几年，乡亲们又开始淘汰老式彩电，置办液晶、背投电视了。还有些时髦后生，已经在用手机看电视了。目睹这一景况，我便想起了那几位小脚老奶奶。倘若她们看到这些稀罕物件，又会生出些什么感叹呢？

从小广播到收音机再到电视机，几番变化，已然浓缩了一个小山村的发展史，甚而可以作为我们共和国发展的一个缩影。实话实说，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相比，我的老家还算不上富裕，但能够从温饱也难以保障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太不容易了。循着小山村从过去到现在的脚印仔细探究，我发现，她每前进一步，都是在困惑中觉醒、在觉醒后奋力跋涉的结果；每前进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充满了沉重的思考。一个村落如此，一个国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