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收音机有关

第一次见收音机是在村电工家。那个收音机个儿大，跟十四寸的电视机差不多。收音机摆在他家堂屋冲门主席像下的条几上。尽管电工用电不掏钱，他家的收音机也不常开，时常用一块红绸布盖着。电工脾气倔，根本不让我们这些小孩子进门去听。我们只是偶尔站在他家院墙外听，都是样板戏，电影上都看烂了，可在这儿蹭听，仍是一种享受。那时就想，啥时有了钱也买个收音机享受享受。
三十年世事沧桑。我不仅有了购买收音机的能力，也从事了广播工作，更见证了一个媒体的兴衰。1988年我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其它媒体都已后来居上，广播已到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广播尴尬，我更尴尬。到某单位采访，我说我是电台的，对方说：啊，你是电视台的。我更正：是广播电台的。对方仍不明白：知道啦，广播电视台的。后来我一开始就报全称：我是邯郸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生怕对方误会。记的我到电台工作的第二年一次回老家，一位本家的叔叔问我：你也天天在喇叭里喊？他把广播与村里的高音喇叭混为一谈了。
庆幸的是，广播也在与时俱进，广播由录播改为直播，传播手段渐渐改变了广播的劣势。传播迅捷，互动交流，覆盖面广，节目活泼多彩，广播的潜力一下子爆发出来了，流失的听众又掉头返了回来，每个节目都有坚定不移的铁杆听众，主持人大都成了追星族的目标。广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好了起来，听众热爱广播是在情理之中，而精明的商家们是不会白掏腰包的，他们看中的是收听率和回报率。
作为局中人，我不敢王婆卖瓜，但有一个小事就让我感慨不已。我和崔书京是少年时的伙伴，自我上学离开老家后，彼此忙于生计，接触很少。200６年清明节回老家给母亲上坟，在乡路上碰到了准备下地干活的书京，寒暄后我准备离开，他却突然问我：导播是干啥的？我一愣：你咋问这个？他说：我每天夜里听你们《心灵有约》，前几天还听到你是导播。前几天一同事有事我是替了几天班，想不到让书京听到了。我说：导播就是把听众打来的电话切进直播间。书京马上就明白了：说了半天你是给人家看电话哩。对于书京的理解我没有作更多的解释，可我心里很自豪。书京还知道电台许多主持人，对主持《心灵有约》的安然和高阳佩服得五体投地，向我提出：我啥时去邯郸了能不能让我见见他们？我说这没问题，我们是同事。
去年深秋我在老家给父亲料理丧事，崔振堂前来帮忙，晚上闲聊时，振堂竟然对我们经济文艺广播的主持人都熟悉，并且对这些主持人主持节目的时间如数家珍。振堂和书京一样提出，到邯郸想见见这些主持人。我说可以。振堂回家后，哥哥对我说：你比主持人知名度差远啦。我说是。
这也没办法，我不会普通话，也没有这些年轻人脑瓜子好使。所以也就只能做幕后工作。